摘要：（6）完全消除信访现象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谈论取消信访体制没有实际意义。 ...
现代官僚体制还不发达，处于低水平的科层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手段和方式都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所谓"国家权力作为财产"，其实就是把财产权作为分析国家权力分配体制的模式。[16] 同前引]马克斯·韦伯 下卷， 第278--281页。
下文不准备阐释上述原则，而是想将权力行使的问题与财产权勾连起来。参见 Jethro K. Lieberman, The Evolving Constitution, Random House, 1992, p.361。政府所创造的财富形式有：收入和福利。对于共和制来说，选举制度是基础。加入WTO的机会史无前例地向我们明确提出了非管制化，如何划定权力的边界和限度呢？我们历来只作实用主义的判断，何曾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立场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认真对待效率，更要认真地对待权利和自由。
正是人民性使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支持和热爱，使其具有无坚不推的力量。在共和国，从政治原则的立场看每一个公民都是股民，从法律角度说选民才是股东。人们在诅咒腐败的时候怀想的往往是个别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私的行为，殊不知尚存在上述两种合法化的堂而皇之的腐败。
参见 Jethro K. Lieberman, The Evolving Constitution, Random House, 1992, p.361。当腐败遍布并渗透到政治机体的核心部门时，执政党也会产生深刻的集体破产的危机感，认为长此以往将"亡党亡国"。当然，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也可以解释成宪法惯例。本文拟论述的不是私有财产作为权力，也不是权力对财产权的介入和侵害，而是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观念，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合法的与违法的，从而揭示腐败的本质。
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反腐运动，试图割除不小心长出来的自私的小尾巴。（一）、君主制 纯粹的君主政体，指的是由单独一个人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的政体[6]。
在共和国，从政治原则的立场看每一个公民都是股民，从法律角度说选民才是股东。由是观之，腐败既殃民又祸国，作正本清源的反思和处理不仅是执政党的任务，也是共和国每一个诚实而有正义感的公民的责任。因此，君主制必然比附某种宗教，将君权神圣化。近代立宪主义虽然致力于给私有财产划出一个神圣的自由领地，特别是法国的民法典标榜财产的绝对性，但再微弱的政府模式也不能排除国家适当的征用权（eminent domain），因此，《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着意规定了对于征收征用私人财产的国家赔偿原则（一般公务的侵权赔偿责任的确立要晚得多）。
[26]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五十一篇，第264页。政府像一个神奇的吸管，吸走了税收和权力，然后吐出财富。我们关心的国家权力，乃其法律意义。在纯粹的类型中，忠于职守也不像封建的或世袭的统治关系中建立在个人关系上，而是报效于非个人的客观目的。
第33条规定，"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3] A. M. Honere, 'Ownership' in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 G. Guest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p. 107-47. [4] L. T. Hobhouse, M.A.,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operty, in Fact and in Idea', collected in "PROPERTY Its Duties and Rights",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5, pp. 6- 9. [5] 参见，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反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页--19页。
在现代社会，虽然事实上或法律上存在职务的独立和安全，甚至终身任职的保障--比如公务员和法官，法律保障其不被随意罢免和调动，但这种终身制不像在传统的统治形式中将其看作是官员对于职务的"占有权"，法律保障的目的仅仅是，为严格客观地、没有个人考虑地履行有关具体职务的责任提供保证[20]。狭义上指国家公职人员背叛公共委托，以权谋私，我们不妨把它界定为权力和贪欲的结合，这个过程就是权力的滥用，结果体现为掌权者获得某种利益，这里的利益，可能是直接的经济价值，可能是间接的经济价值，也可能是其它某种益处。
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直至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人民、来源于人民、信任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它的全部的力量和信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人民。政治道德与纪律、严刑峻法是其两大自洁法宝，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道德与纪律的作用无异于空气清新剂，严刑峻法不过是小扫除或大扫除。[30] 同前引James M. Buchanan, P.47. [31]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The Yal Law Journal, Vol. 73, April 1964, pp.733-787. [32]]列宁《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60年，第一卷，第55页。处置权包括转让，消费，浪费，改变以及销毁等权利。但这种政体的立宪原则不是分权制衡，而是民主集中。这个时期中国老百姓嘴边挂着许多新词语，如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官倒、三产、下海。
世界上一些共和国比历史上君主制国家还腐败，这个事实也不能否定这个真理，因为这些国家绝对没有真正认真的选举，法律在这些国家绝对还处于统治工具的地位。首先有必要界定文章的核心概念--财产。
我们不能据此推出官员对于占据的职位具有所有权，因为国家权力是有归属的，或者属于君主或者属于人民全体或者归两者合有。职权的勘定，在现代社会存在宪政主义的前提保证，这就是有限政府的原则和分权的原则，同时在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存在不得越权的原则。
可惜的是他晚年又热衷于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大民主，大民主虽然不是压制型的而极富动态性，但它完全脱离法治和宪政，是没有秩序的暴民行动，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文革的结果就是砸烂了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机制。宪法上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换种表述，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这就是典型的财产权的表述方式了。
国家--私领域的非平衡性。从所有权意义上说，在君主制下，君主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各级官员都是它的仆人。君主是否会腐败呢？由于君主的使用权已被限定在很狭窄的领域，因此，在利用权力谋私的意义上，君主已没有多少腐败的可能。一旦某项公务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被取消，或者因为需要官员被调离其职位，民选的议员或政务官员被罢免，他们都不能请求"返还原物"，甚至不能主张侵权赔偿。
这个变化过程是官员任用的制度化和官员的职业化以及文化的普及的产物。这就是说，个人执行职务出现时，他便非个性化了，变成了一个公法上的拟制人格，因此具有使相对人服从的权威。
其次，我们来分析公职人员作为机构的法律属性。其二指向所有者的法律利益，因此该概念反映所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对于物）的关系。
公法学关注第二小点，即职权的设定和行使，这方面存在两个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不得越权原则。如何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和一党领导权在规范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呢？在這個体制的合法化中，最关键的概念是"阶级--政党"的概念。
从牧羊式执法向服务性执法转变，最关键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峙。也可能引起人们对于某些机构设置、行为机制的反省，并进而落实为改革措施以便增强机构和权力运作机制的技术理性。办公文件和文书官员在使命上和工作性质上都区别于家政，如果私人的生活场所和办公场所不分开，那么职务的秘密就无法保证，职务的执行也不可能不受家务事的干扰。程序必须明确、合乎理性，一切决定都应该说明理由。
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纯粹理性化的政府，一旦执行职务时官员谋私，或者是办私事时动用公共权力和资源，那么，公共权力就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沦为私产了。不管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还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官员都可能将这个财产据为己有，都可能腐败。
据信除了利益上的合法性外，还有一个正当化的基础，这就是执政党及其代表的阶级是最先进的，最了解历史进步的真理。[11] 在美国，法院曾经在一个案件中宣布一个重新分配方案无效，因为根据该方案，最大的选区超出数学上平均的选区人数2.43%， 法院接受过的一个方案是最大选区与理想选区相差0.086%。
见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ontana / Collins, 1976, p. 61. [13]列宁《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60年，第二卷，第311页。如果大量的公民对于选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时，那表明他们已经不爱共和国了，从政治道德上说，他们已经腐败，但法律对他们却无可厚非。
